近日，第五届中国金融前沿学术论坛在暨南大学召开。本届论坛在《管理世界》杂志社的学术支持下，由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广东华商金融科技研究院协办，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暨南大学国家金融学研究中心、暨南大学南方高等金融研究院、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承办。
论坛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尹志超教授发表题为“个税改革、消费提振与分配优化”的主旨演讲。演讲聚焦我国居民消费不足、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及其消费和分配效应，运用生命周期模型与反事实模拟方法，系统评估个税改革对居民消费、劳动者收入和消费差距的影响，为理解财政政策如何提振消费、优化分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尹志超教授发表演讲
尹志超教授首先从现实背景出发指出，提振消费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相较十年前有所下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也出现放缓趋势。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相关政策文件也将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内需作为重点任务。在这一背景下，如何通过财税政策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释放消费潜力、改善分配结构，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公共财政研究的重要议题。
围绕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尹志超教授指出，此次改革通过提高免征额、调整税率级距、引入专项附加扣除等政策组合，显著改变了居民税负结构和可支配收入水平。与以往个税改革相比，2018年改革不仅调整了税率和免征额，还纳入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大病医疗、继续教育、3岁以下婴幼儿照料等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使个税制度更加关注家庭负担和个体差异。这为研究税制改革如何影响居民生命周期消费决策、劳动收入和消费分配提供了重要政策场景。
在文献梳理方面，尹志超教授指出，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减税政策能够影响家庭消费、购房、生育、老人赡养和保险需求等行为，也有研究发现个税改革能够提升劳动供给和居民消费。但关于个税改革消费效应的研究多停留在简约式估计层面，不同研究在处理组和控制组划分、内生性处理、政策净效应识别等方面仍存在差异，导致估计结果不完全一致。特别是在评估2018年个税改革时，简单比较政策前后消费变化可能混入收入增长、家庭结构变化和宏观环境变化等因素，难以准确识别政策本身的净效应。
为解决上述问题，尹志超教授介绍了团队构建的生命周期结构模型。该模型借鉴经典生命周期消费模型，刻画劳动者在生命周期内面对收入风险、资产积累、税收政策和消费选择时的动态决策，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参数估计。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通过反事实模拟，分别评估免征额调整、税率级距调整、专项附加扣除以及三者综合作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相比传统简约式估计，结构模型能够更清晰地比较现实政策状态与反事实状态下家庭消费和收入的差异，从而识别个税改革的政策净效应。
研究发现，2018年个税改革显著提升了劳动者生命周期消费。具体而言，单独调整免征额使家庭消费提高1.12%，调整税率级距使家庭消费提高0.84%，专项附加扣除使家庭消费提高1.00%；当三类政策共同作用时，新税改使劳动者生命周期消费平均提高1.69%。与此同时，个税改革还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生命周期收入。对于全样本城镇劳动者，新税改使生命周期收入平均提高2.86%；对于收入超过一定门槛的劳动者，收入提升幅度更高。研究还测算了政策边际消费倾向，表明个税改革通过增加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扩容具有较强带动作用。
尹志超教授进一步指出，个税改革不仅具有消费提振效应，也具有分配优化效应。反事实模拟结果显示，新税改使劳动者生命周期平均对数消费方差系数和消费基尼系数均有所下降，说明税制改革在促进消费增长的同时，有助于缩小消费差距、改善消费分配结构。这一发现表明，个税改革并不只是简单减税政策，更可以通过扣除制度设计和税率结构调整，在扩大内需、改善民生和优化分配之间形成协同。
最后，尹志超教授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政策建议。第一，应逐步推动从以个人收入为基础征税向更加关注家庭负担的税制安排过渡，降低家庭实际税负差异。第二，应加强对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的宣传和落实，提升政策可及性和居民获得感。第三，应根据物价水平和居民生活成本变化动态调整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并实行更加差异化的专项附加扣除政策。通过持续完善个税制度，可以更好发挥其在提振消费、优化分配和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政策功能。
图文 | 金融学系
责编 | 马艺丹
校对 | 麦嘉杰
初审 | 区昕然
复审 | 陈创练
终审发布 | 何凌云 蒋海
（来源：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