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经院特区所4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
今年10月，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简称“特区所”）即将迎来40岁生日。值此庆典活动来临之际，经济学院特推出“暨南经院特区所40周年系列”，回顾特区所坚守初心、笃定前行的四十载时光。
“暨南经院特区所40周年系列”第六期
——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党支部原书记 周运源教授
一个校（所）友的情结
周运源
首先，时值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建立40周年华诞之际，深表祝贺！我深怀感恩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与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的情怀，谈谈个人的认识与思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毕业后的我被分配到暨大，当时学校复办不到两年，经济学院初建，可以说是百废待兴。起初，我在经济系做助教，并被选为系总支委员专事学生工作，尔后考入经济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即进入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工作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多年，此后我的常态化工作便转移到特区港澳等地区的调研及研究报告或论文撰写。
1986年暨南大学校庆80周年之时，周运源（右）为海内外来宾介绍特区研究所建设发展情况
特区所是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应改革开放之需要建立起的全国第一个专事特区港澳研究的机构，当时我的导师陈肇斌教授主编并向国内外出版发行了第一本关于特区经济的著作《中国特区经济》，由此产生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本人也希望为特区研究贡献一份力量，申报获批了国家级研究课题《中国经济特区三资企业宏观管理研究》。当时针对“三资”企业在我国建设和发展中出现的乱象，我带领课题组深入调查，认为有必要对这类企业实行宏观调控，尓后该研究成果在一家重要的出版社发行并引起了一定反响，至于特区所其他老师承担的研究课题项目就更多了，由此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
周运源教授编著书籍
特区所的学科建设日臻完善，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硕士点和博士点建设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发展。在学校党委和学院党委的领导下，所支部及其党员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本人从经济学院研究生到特区所工作，再到调任中山大学，不过十年时光，期间感受颇深，特别是如何营造一个单位的良好科研环境，如何知人善用、留住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就暨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研究所而言，各有千秋，优势各具；前者主要集中于经济层面研究，而后者则是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和法律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周运源教授生活照
研究所的设立和发展或许应该遵循以下几点治所理念：一是将接地气的现实研究、党和国家不同时期发展战略要求的研究相结合；二是把坚持通识性基础研究与适度超前研究有机结合。暨南大学特区所历经40多年的发展，学科建设机构完整、研究层次高超，已成为全国侨校中研究成果突出的重镇；特区所的高端智库为党和国家作出的贡献更是得到了充分肯定。
未来特区所的建设发展依然任重道远，然而我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在经济学院党委的领导和特区所全体同仁的努力下，能够持续夯实并发挥特区所的基础实力和优势，继续加强与国内外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更加重视研究所高素质优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打造一批特区港澳研究的领头人；更好发挥“两牌效应”，持续擦亮百年侨校“金字招牌”，并结合特区港澳研究的品牌优势，全力以赴促推研究所科研教学和服务管理上升新高度。届时，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一定能续创佳绩。
在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四十周年之际，希望特区所百尺竿头再进步，实现更大更好的持续发展。
周运源教授在任期间，参与编写了对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的书籍和杂志：
参与《特区与港澳经济》杂志编辑出版发行等工作
从理论和实践中宣传特区的建设发展
1978年底，暨南大学在广州复办，学校各个学科先后恢复和发展，经济学院在1982年底建立。为及时反映和宣传经济特区的建设实践成果，暨南大学率先在全国高校建立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陈肇斌教授成为首任所长。1986年的9月，研究生毕业后的周运源被分配到该单位从事研究工作，主要协助主编陈肇斌所长编辑出版《特区与港澳经济》。
这份当年颇具重要影响的杂志，是由该所的创所所长陈肇斌教授创办的。从期初的《特区与港澳经济参考资料》（不定期）供内部交流，转为《特区与港澳经济研究通讯》，1986年申请转为由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审批的具有粤准印号的正式内部交流发行期刊《特区与港澳经济》（并被审定为季刊），并由时任广东省省长刘田夫提写刊名。
1987年9月，周运源与另一位教师（胡幼青）被安排作为1988年新一期《特区与港澳经济》副主编。不久后，胡留学日本，其后该杂志的具体日常工作主要落在周运源身上，当时每一期杂志从约稿、组稿到集中编辑出版发行等，基本由周运源协助、主编何佳声所长负责处理。
为及时宣传中国经济特区日新月异发展的最新状况，周运源积极协助主编，认真做好每一期杂志的选题、收文稿、编辑、审稿和出版发行等一系列工作。当年为及时出版该杂志，周运源协同同仁张穗强，两人用手推车把2000本杂志从深圳搬运回暨南大学文科楼6楼的办公室（当时还未装电梯）。
《特区与港澳经济》以季刊发行的数年间，无论是在经济理论界还是在具体的实际部门，都产生了日益非凡的影响力，其中不少论文陆续被中国人民大学的资料复印中心转载。为更好宣传中国的新生事物——经济特区，作为具体负责该杂志的周运源，从1989开始，连续多年向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申请《特区与港澳经济》杂志的CN号（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内审批的正式出版物的期刊号）。例如，每年的年末集中把《特区与港澳经济》杂志所有被中国人民大学的资料复印中心等重要杂志转载过《特区与港澳经济》杂志的文章，连同学校推荐申请全国统一刊号（CN）的证明等一起申报。为尽快完成申请，周运源频繁来往于学校和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之间。当年具体主管此事的局报刊处李翰处长被周运源锲而不舍的行动所感动：“小周为《特区与港澳经济》申报公开出版物的确尽心尽力了”。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杂志于1992年9月取得了国家统一刊号：CN44-1340/F 。
据时任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官员透露，当年省内获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全国统一刊号的杂志只有两家，《特区与港澳经济》杂志便是其中一家。这为进一步宣传好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事后，周运源因工作需要调入中山大学。该杂志更名《经济前沿》，由时任所长封小云所长主编，后转为经济学院主办主编并更名为《产经评论》，且被官方确定为核心期刊，对于开展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深入探求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与《当代中国的经济特区》撰写
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规律
20世纪末期，为及时总结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成果，推广有特色的经济特区成功经验，当时的国务院特区办邀请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的何佳声（时任所长）、周运源（时任党支书）等专家进京开座谈会。时任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光宝亲自部署并选择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作为编写《当代中国》重点丛书《当代中国的经济特区》的主编单位之一，为我国经济特区建设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周运源等特区所同仁紧密配合工作，夜以继日参与该书的撰写，最终在中国经济特区创办十周年的重要节点，成功向全世界推出国家重点图书《当代中国的经济特区》，并产生了一系列重量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