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山 ［暨南大学投资咨询（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丨刘金山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一宣告，即刻传遍寰宇，在历史中回响。回望激情澎湃的百年党史，我们看到了砥砺前行的经济规律、发展大势和成长力量。
千年回望：复兴的历史经络
2014年3月27日，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说，“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沉睡”这个词，揭示了旧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变迁。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估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比重，先升后降再升，公元1000年为22.7％，之后稳步上升，1820年为32.9％，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1950年为4.5％，降到谷底。
“狮子已经醒了”这句话，彰显了新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勇往直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不断上升，1978年后快速上升。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自2006年起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不断上升，2009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20年超过16%。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
遥想当年，中国何其兴盛，又何其屈辱。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中国的农业文明被西方的工业文明淹没，“洋钉”“洋油”“洋火”“洋布”等洋货汹涌而来，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及相关联的工业自我维持的局面被打破。中国经济被动纳入全球经济大循环。
19世纪60年代，心中怀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李鸿章等开启军事“自强”、民生“求富”的洋务运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1894年6月，孙中山怀抱富国富民热情给李鸿章写信：“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1911年辛亥革命后，仁人志士激情追寻发展良方，依旧难破迷雾。
中国向何处去，起点在哪里？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民生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百年探索：复兴的科学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哪里？1919年8月，李大钊在与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时提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在1919年《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旗帜鲜明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吃饭，的确是个大问题，无论何人，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中国前进的道路需要探索。谁能带领百姓解决吃饭问题，谁的道路就是正确的。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要带领无产阶级为解决吃饭问题而斗争。这一斗争的基本遵循是马克思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一个国家，想要生活得好，就要生产得好。
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土地是生产力的关键要素，但封建土地制度这一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从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通告“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到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再到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就是要打破束缚土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农村包围城市”能够取得成功的经济保障。
实践表明，党做对了：找对了问题，找对了规律，找对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新中国成立后，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尽快建立独立的产业体系，解决“生产得好”的问题。党中央因时因势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依托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计划经济组织经济社会运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是双重意义的转型：从自然经济迈向发达经济，这是发展意义的转型；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这是改革意义的转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业大发展，为农村工业化萌芽和起飞，为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成长、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市场储备、原料储备和劳动力储备。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可自主生产人民群众需要的轻工业产品，产业体系因时而变。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一个开放系统，企业要面临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竞争，要配置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2010年中国制造业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目前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标志着中国全面切入全球价值链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未来时期要探索培育国家价值链、引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路径。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经济力量。
百年目标：复兴的历史回响
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庄严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铿锵有力的声音，是对1949年10月1日那个声音的回响。“美好生活”，跨越时空，百年不绝。
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问题。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这是从“多”到“好”的问题。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发生了跨越式变化。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一宣告符合科学的经济规律和发展大势，有着坚实的历史逻辑支撑。
千年趋势：复兴的世界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专题探讨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把脉“中国奇迹”的成因及趋势。“中国奇迹”一词进入全球人民的视野。
从“中国奇迹”迈向“新的更大奇迹”，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中国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由盛而衰、再由衰至盛的为数不多甚至可能是迄今唯一的大国案例。的确，对大国经济而言，经历持续高速增长后，再经历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奇迹。从宏观大历史看，从“中国奇迹”迈向“新的更大奇迹”，这是空前的，其模式贡献的世界意义不言而喻。
“中国奇迹”最大的成功源泉是中国之治。中国之治，蕴藏着从“中国奇迹”迈向“新的更大奇迹”的持续动力，更蕴藏着历史深处的中国智慧。不同于“华盛顿共识”，也并非弱化市场的功能，中国之治践行了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的经济治理机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治理效能。
实践告诉我们，没有市场或市场弱小时，政府培育市场；市场能管的，让市场管；市场失灵时，市场不能管的，政府管；政府失灵时，无法有效配置资源时，市场管。一部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握手的历史。可见，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是辩证统一的，是互为一体的。这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实微观基础。
回望过去，100年的东方神韵，绘就了更高层次的历史篇章，这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奇迹、伟大的政治奇迹、伟大的组织奇迹。这背后，有思想、有理论、有模式，有很多很多的已经彰显的逻辑力量，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探寻，去迎风破浪或顺势而为。中国找到了复兴密码，顺应了经济规律和发展大势。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是历史大浪淘沙的结果，是世界意义的大事件，更是世界意义的发展规律。
本文责编丨李焱鑫 殷立飞
链接
伟大复兴启新程丨《南方》杂志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百版专刊纵览
统筹丨刘树强 赵媚夏
编辑丨莫群 夏梦
校对丨杨明珠
来源丨《南方》杂志2021年第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