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如:传播革命火种的经济学家

发布者:彭梅蕾发布时间:2020-08-23浏览次数:2575

导读

“始有暨南,便有商科”,暨南之经济学科史绵延至今百余载,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成立四十年,黄炎培、马寅初、王亚南等一大批名师鸿儒执教于此,他们耕耘学术沃土、培育栋梁人才,为暨南经院之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学院庆祝建院40周年之际,特推出“暨南经济学人”系列文章,以表达敬意。

   

    卓如,1908年12月29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83年12月19日在上海市逝世。卓如教授1933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1935至1937年留学日本东京中央大学。1938年加入中共组织,1943年2月到1946年5月任教暨大商学院并担任国贸系系主任,讲授思想史。

  

留学日本参加革命

 

    1935年,共产国际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批在国内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由于党组织遭受破坏,继续活动已陷于困难境地,被迫东渡日本,在留日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并在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东方图书馆的东京寻求真理,为以后回国革命打好理论基础。 

    当年林基路、官亦民、李嘉人、李云杨、任乃茵、梁威林、陈建等先后到达东京,他们发起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座谈会”,吸收进步学生参加。在东京左联的积极活动下,东京中国留学生的革命运动开展起来。1936年9月,卓如教授是中共东京支部领导的革命组织——社会科学座谈会的召集人,是留日抗日、革命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在中共东京支部领导下,组成了留日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而国民党反动派领导的留日亲日学生成立留日同学会,分裂留日学生组织,与学联对抗。

    1937年2月12日,在东京的中华会馆的大会上,留日亲日的学生企图成立留日同学会。抗日的学生反对,而要以学联为留日学生的合法组织。在大会上,抗日学生推选卓如为大会主席,他刚上台,就被亲日的留日学生用拐杖打了。卓如被打后,抗日学生保护他暂时离场,中共东京支部书记林基路主动上台主持继续开会。派代表去驻日大使馆交涉。

    这是从《广东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二期和卓如教授在日本留学时参加革命工作的战友、1938年入党的目前广州市教育战线唯一的老红军刘坚老人处得到的有关卓如早期开展革命工作的情况。

 

1975年卓如在上海的全家照

 

 

授课暨南商学院时传播革命火种

 

    从卓如教授的学生、后任教大连辽宁师范学院魏琦教授的材料得知:“1943年—1946年,卓如教授在建阳暨大商学院任教,担任国际贸易系系主任,当时,同学们并不知道卓先生的政治身份,但从他的讲课、道德及与同学的接触、谈吐中,都认为他是进步的民主教授,他讲授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资本论》的简编。讲课中,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极为透彻:对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推论,也合情合理。由于当时环境,卓先生在讲课时,将马克思说成“卡尔”,将列宁说成“伊里奇”,将斯大林说成“约瑟夫”,但同学都知道卓先生指的是谁,大家都心照不宣。卓先生讲的《政治经济学》是商学院各系的必修课,但由于卓先生讲课的内容是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引起了全校进步同学的极大兴趣。文、理两学院的许多同学都去旁听卓先生的课,有的同学(特别是中文、历史系的同学)还作为选修课来学。由于听课的人太多,卓先生的这门课都是安排在大礼堂讲的。

    魏琦教授还讲:“卓如先生除了讲课外,还是商学院同学组织的“经济学会”的导师。”经济学会是商学院的同学组织的一个学术团体,开始在卓如教授指导下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程》,以后就钻研《资本论》及其它进步书刊,该学会还经常组织学术报告会,卓先生经常被邀作报告(在另外一份材料上讲述当时应邀作演讲的还有王亚南教授)。在卓如先生的指导下,“经济学会”的组织日益发展,成员由商学院逐渐遍及文、理各个学院。许多同学都在毕业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时直接参加革命的有:邓子平(邓维澄)、袁源、王厚仁、杨玉华、周振之(另一份材料中还有徐善书、康光华)。这些同学离校时均到卓如教授家辞行并将行李放在卓如教授家里。

    魏琦教授认为:“卓如教授在暨大时期的讲课和活动实际是传播革命的火种,对推动当时暨大学生自学革命理论,走上革命道路,无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1976年卓如夫妇在上海

 

 

暨南经院的骄傲

 

    1983年12月19日,卓如教授逝世,逝世前是上海科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从上海科技大学写的悼词中得知:“卓如同志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悼词中还介绍:“卓如同志是国内较早从事马列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的一位老同志,他认真攻读,刻苦钻研马列著作,对政治经济学、哲学都有较深的造诣,在大学学习和执教期间,卓如同志就开始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并积极参加声援、支持和指导学生运动,为党培养和造就革命干部作出了贡献。”

    “解放以后,卓如同志更是精神焕发,干劲倍增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五十年代后期,由于我党逐渐发生了“左”的错误,致使卓如同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冲击。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忠于党、忠于马列主义、忠于毛泽东思想,始终不渝地积极工作。由于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造诣较深、水平较高,又有长期的教学实践经验,所以卓如同志的教学生动活泼,效果很好,博得了学生和教师的赞扬。”

    “在十年动乱期间,卓如同志首当其中的受到了冲击和所谓的‘审查’,遭到了莫大的精神和肉体折磨。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暴虐,卓如同志能坚持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地叙述自己的历史和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屈服于强权邪恶,经受了考验。”

    “卓如同志痛恨‘四人帮’倒行逆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感到由衷地高兴。他积极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近年来尽管他身患多种疾病。仍然念念不忘工作和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他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时刻盼望能及早恢复健康,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他病重不能言语的日子里,他还不时地以表情与手势表达自己忠于党、忠于革命的一片心情。”

    从悼词中,我们感受到卓如教授在受到不公平待遇,有些事情并未恢复历史原貌时仍保持忠于党和忠于革命的气节,我们认为卓如教授是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的骄傲。


 

1978年卓如(中间)在广州参观农民讲习所。(左是卓如女儿卓婺生,右是亲家高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