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举办了4场学术讲座，中央财经大学于丽副教授、日本东京经济大学福士正博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彭浩然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周恕弘教授分别就各自研究领域做了精彩的报告。
3月12日举办的154期seminar上，于丽副教授以“生存型创业（Necessity Entrepreneurship）：来自中国国企改革下岗职工的证据”为题展开报告。
中国1997年的国企改革造成超过3700万工人下岗，而这次改革可以作为自然实验来研究下岗工人进行自我创业的概率。在文献中，自我创业主要分为“生存型创业(Necessity Entrepreneurship)”和“机会型创业(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为了识别出在国企改革背景下的下岗工人的自我创业的类型，于丽副教授利用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数据，以工人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是否自我创业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加入受教育水平、年龄、性别、工作经历等控制变量。为了解决可能出现的样本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于丽副教授借助Heckman两步法，先利用Heckman Probit模型得出自我创业的概率，进而以社会关系（Social network）及等待第一份工作的时间这两个变量作为自我创业的工具变量，进行了一系列的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的下岗工人中存在生存型创业”、“中国人为了追逐财富而进行创业的动机很强烈”，“自我创业对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
3月17日上午，第155期Seminar上，福士正博教授以“东京都碳排放量交易：走向智慧城市的实验”为主题做了精彩的报告。
智慧城市是经济的持续性、社会的持续性、环境的持续性的结合，世界城市化进程在不断推进，城市中的人口越来越多，能源的消耗量越来越大，碳排放量愈加增多。为了实现智慧城市中的环境的持续性，日本在东京都开展了一项削减碳排放量的计划。实践中，该项计划的执行促使日本东京都2010-2014年5年间碳排放量削减了1400万吨（以2009年为基准年度）；与全国相比，东京都的碳排放量持续不断且大幅度削减。东京都计划能取得如此成效，关键在于碳排量交易制度。该制度要求全部企业必须且义务地参与，企业可以在2002-2007年中选择三个年度的排放量的平均值作为基准排放量，排放上限量为基准排放量与削减义务量的差。当企业的碳排放量超过排放量上限，企业可以向其他没有达到排放量上限的企业购买碳排放量，这种交易方式促成碳排量交易市场的形成，政府提供交易参考价，但交易价格由交易当事人之间谈判决定，在交易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通过政府部门可监察的管理账户完成交易。谈到碳排量交易制度的意义，福士正博教授总结为“明确企业完成温室效应气体削减的任务”，“对环境商务发展带来可能”，“促进新的环境技术的出现”，“创造新的市场”，“确立环境对策解决企业内部的环境管理和监察系统组织”。福士正博教授指出，2015-2019年的碳排放量削减计划的第二阶段，东京都的碳排放削减将会取得更大成效。
3月24日下午，第156期Seminar上，彭浩然副教授以“参保人成本分担对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和财务风险保障的影响”为主题，并将其分为研究背景、文献回顾、理制度背景、数据与变量说明、计量模型与结果、结论与启示六部分来报告。
社会医疗保险在降低参保者的财务风险、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中国的医疗费用在不合理的增长。如何在有效减轻居民费用负担的同时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重要挑战。许多地方试图通过降低参保人成本分担比例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但实际效果如何一直缺乏有力的证据。已有相关文献多利用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研究，但此类研究中医疗费用数据的准确性是个大问题。为了解清楚参保人的成本分担比例下降对个人医疗服务利用、财务风险保障的影响，彭浩然副教授本文利用江西省G市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准实验机会，从医保数据库中抽取改革前后参保人住院的医疗记录，通过计量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从总体样本来看，降低参保人成本分担比例会促进卫生费用增加和统筹基金支出，但不能降低个人卫生支出和减轻看病负担。（2）退休人群与在职人群对成本分担比例降低的反应存在明显差异，退休人群对于医疗价格的变化更加敏感。（3）对于在职人群，降低成本分担比例对其个人卫生支出和财务风险保障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对于退休满10年的参保人，降低成本分担比例反而增加了其个人卫生支出，并加重了其看病负担。
基于以上发现，彭浩然副教授认为“仅从供给方考虑，通过降低参保人成本分担比例很难实现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的目标，还会刺激医疗费用的增长；更重要的是重视医疗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医生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和合理引导；此外，政策制定者在调整参保人成本分担比例时还需考虑到其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尤其是退休人员”。
3月29日下午，第157期Seminar上，周恕弘教授以“雾霾与经济决策：自然实验室实验的证据”为主题做了精彩的报告。
近几年有关雾霾所引起的健康后果和经济后果受到科学界广泛关注。周恕弘教授的团队在2012年10月PM2.5值急剧变化的五天内，采用自然实验法，首次考察北京的雾霾对决策的因果作用。在计量模型中，周恕弘教授以受试者的决策选择为被解释变量，以受试者当时所处环境的PM2.5水平（Haze）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受试者的年龄与性别、温度、气压、早中晚时间段等为控制变量。计量回归结果发现，随着PM2.5值的增加，在风险决策中，个体对损失的风险容忍度上升，对获益框架下的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和模糊性规避的程度上升；在跨期决策中，个体的远期时间贴现率增大（意味着更急功近利），但对近期的时间贴现率没有影响；在人际决策中，个体变得更加自私，对不公平的厌恶感上升，更不倾向于合作；在策略性决策中，个体在选美博弈中的表现变差，在次价暗标拍卖中求胜的动机下降。周恕弘教授认为，这些发现解释了现实生活中雾霾所引起股市、人力资本、犯罪、房价、电影上座率、认知绩效与教育回报等经济后果。
主讲人简介
于丽，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关于企业家精神和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英才计划等项目。其研究成果发表在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Economics Letters等国际期刊上。担任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China Economic Review, Health Economics，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Journal，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经济学（季刊）》等期刊的匿名审稿人。
福士正博（FUKUSHI MASAHIRO），东京经济大学副校长、教授，东京大学农学部博士。主要从事地球环境经济、社区经济学的研究。福士教授的主要著作有《欧洲的有机农业》(合著)、《EC的农业政策改革学》、《环境保护和英国农业》和《市民与新的经济》。译著有《西铁城公司与环境》(联合翻译)、《OECD环境数据要览》(联合翻译)、《社区的政治学》、《何为需求》。
彭浩然，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养老保险、健康经济学、卫生政策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在《Oxford Handbook of Retirement》、《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统计研究》等权威出版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相关研究成果被编入《成果要报》，并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曾荣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调研咨询报告类一等奖。
周恕弘（Chew Soo Hong），1980-1999年曾执教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加州大学Irvine分校，1998年至2013年在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担任正教授，2005年至2013年担任香港科技大学讲席教授。2009年至今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教授和金融系教授。2011年当选国际经济计量学会的会士，是国际经济计量学会历史上第11位华人会士。周恕弘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决策理论、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生物经济学。研究成果多发表在Econometrica，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等国际顶尖的经济学期刊上。
(经济学系 孙炜峰 徐文贤)
